“招工两边靠，别挡路中间。”
正月刚过，中大布匹市场的招工现场无比火热，大街的喇叭一遍又一遍提醒人们让出通道。制衣工厂陆续复工，以康乐桥头为起始点，人、车、货构成将近1公里的招工长龙。
随着“月薪一万难觅工人”“老板排队等工人”等一系列关键词频频登上热搜，广州海珠区康乐、大塘、鹭江等制衣村因火爆的招工景象成为全网议论的热点。
过去一年，制衣村经历了疫情复工、订单爆单等高潮时刻，也有工人组队返乡、工厂无工可开的低迷时期。但在节后返工的浪潮中，这里又是城市复工大军中最火热的一隅。
但火热景象背后，却是工厂主和工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冷峻难题，年轻工人去哪了？似乎，这些因
广州服装产业而辉煌的制衣村落，正面临着严峻的工人老化与青黄不接的困境。正如制衣村的工友们频频提起的那句发问，“再没有年轻工人，我们老了咋办？”
现场：康乐桥村内招工热，制衣作坊招工难
邹老板的“摊位”几乎是在招工队伍距离康乐大桥最远的一端，与周围的老板们不同，他很少主动开口招揽工人，或是因为累了，或是因为热情已所剩无几——近大半个月，他还没有招到过零工。
工厂里，原来的10名长工只回来了一半，很多订单还未完成，没拆封的货袋上落满灰尘，厂里的灯都无需开全。为了吸引工人，他把用工价格较原来提了三成，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时就来到街上招人，但收效甚微。来往的工人们瞥了眼邹老板手上的衬衫就继续向前走，大多停在了不远处的绿色卫衣处。
在康乐，卫衣这类“四线”衣服最受工人青睐。四线是制衣方式中最基础的一种，几乎所有工人都掌握这门技艺。因为简单，该类衣服的单价普遍较低，通常一件工价4元左右，招工热潮则将其推到了5元。
每位工人平均一天能做400件“四线”，“梭子”“烫工”类衣服则通常只能做到150件。工人都倾向于选择单价低工艺简单的四线类作业，而邹老板工厂的衬衫，是不讨喜的梭子类衣物。
邹老板并非个例，和他一样招不到工的老板比比皆是。一天能招到2个纺织工就算是令人羡慕的“好运气”。对于现在的局面，很多老板不解地抱怨。
“6块的衣服涨到7块5，14块的西装涨到20块，日薪涨到六七百元，怎么还招不到人？”
“7块一件已经是极限了，不涨了。”
“宁可停工闭厂，也不会再涨人工费，否则就是亏本买卖了。”
下午3时，街上已不剩多少务工者，招工老板逐渐离去，这一天，他们似乎又要接受无工可用的结局。
困局：年轻工人是走是留？
来自湖北的90后小夫妻把康乐村比喻成遍地是黄金的老上海，“只要不懒就不会饿死，机会总是有的。”
今年是二人从事纺织业的第10个年头，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到二十岁的少男少女，如今孩子都已两岁。
小夫妻住在康乐村一个7平米的单间里，他们把月租1100元的单间称为“破楼”，楼梯间的灯泡永远是坏的，地上总散落着住户随手扔下的烟头。对康乐村，他们曾经一无所知。如今，他们几乎知道康乐村有多少个转角、从牌坊走到大桥需要拐上几道拐。
浩浩荡荡的招工队伍热情吆喝着，小夫妻低声讨论今天该选哪家工厂干活。“这家衣服太复杂，那家工资太低了。”他们对比着一条条招工邀请，试图选出最合心意的一家工厂。
“不想做长工，划不来。”丈夫抱怨。夫妻俩回忆曾经做长工的经历，进厂里时谈好一小时50元的工钱，两三周后，老板却以“做得粗糙”、“和样衣出入大”等理由扣了他们的工资，那个月他们只收到了原定工资的三分之二。从此，夫妻俩开始专注接零工，工资日结的方式才能给他们带来赚钱的安全感。
小夫妻也未曾没想过给自己放上几日假期，但房租、电费、生活费是催促二人每日早早出门的无声闹钟。找到工，意味着有收入，无工可开，则整个家庭赤字一笔。
“我们不会在屋里上厕所。”丈夫说，除了每天早晚的洗漱，其余时候能不在家用水就不用。妻子知道李婶家菜摊的番茄比其他家便宜2毛，也知道下午6点的牛肉卖45块一斤，比早上便宜3块。下班后的夫妻俩蜗居在房间里，鲜少外出聚会，额外的开销不在计划范围内。
对于鲜有年轻人选择这份工作，夫妻俩见怪不怪，“太累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算少”。在二人看来，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是年轻人对这份职业抵触的原因之一。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一定会转行。”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了糟糕的身体健康、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不够可观的收入。妻子遗憾多年未攒到能在老家农村盖房的钱，言语之中透露着对父母、孩子的亏欠和思念。他们觉得康乐村的时间是停滞的，广州这几年日新月异，村里每天却上演不变的戏码——招工、找工、干几日再招工、找工。
对于村里的年轻人，纺织工厂并不是理想归宿，他们寻求着一个合适的机会逃离。当这对小夫妻还无暇思考转行时，00后阿漫已然离开。
四年前，阿漫到广州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纺织工人，每天从早忙到凌晨，让刚刚中学毕业的她有些吃不消。如此半年后，在某日凌晨的下班路上，她看到离工厂百米左右的便利店门口写着“招收银员，4000元”的招牌。没有犹豫，她拨了电话过去。
就这样，阿漫一直在便利店做到现在。虽然工资仅有之前纺织工的一半，但她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足，“哪个年轻人受得了从早到晚干20个小时。”
愿景：招工难终将渡过
在距离康乐桥头两百米左右的一栋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徐老板。150余平方米的制衣厂内，十余名工人正在车位上紧张忙碌，缝纫机敲出阵阵打点声。
按照当下的标准，徐老板算是运气特别好的厂主——仅一个上午，她已带回了4名工人，加上厂内已经复工的十名工人，她的厂子算是运作起来了。她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后，康乐村都会遇上“招工难时刻”，工人返乡，业务需求旺盛，工人也“以稀为贵”，人工费大幅上涨，出现周期性的工人卖方市场。
受到高价日薪的吸引，不少长工在这一时期转为零工，希望能多挣一些钱。对他们而言，工厂开出的价格高低则是接活与否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不少人“非一千不干”。到了农历二月，工人们基本返工，康乐村又将恢复往日的秩序，工人日薪从700降回400，变为零工的工人们则会再次回到任职的工厂内。
对于媒体热议的万元月薪，工人和老板却持有不同态度。在老板们看来，车工等高级技术工人如果保质保量完成工作，拿到万元以上绝非难事；而工人们则表示，大多工人的技艺难以匹配高级岗位，同时制衣订单常常以批次为主，如今环境下，做长工成为一种奢求，常常一批货完成，就只得重新找工作。
事实上，徐老板和邹老板都是相对幸运的。去年，受到疫情影响，村内制衣工坊生意惨淡，不少店铺没能撑过低谷期，匆匆关门。疫情期间记者走访康乐村时，社区宣传栏内曾贴满了店铺转租的通知，而今，不少曾经的
档口已不再开张。
透过玻璃门，招工桥边的珠宝店店员正好能将招工市场最繁忙的一段街道尽收眼底。据她感受，这两年来招工的人比之前要少了一些，原先还要更加喧闹。
有人就有生意，连续两日招工运不错的徐老板对未来满怀期待，再过两天，又一批长工要回厂上班，她相信只要再熬一阵，一切就能回归正轨。
解码：制衣村招工之困，服装纺织业的升级难题缩影
康乐村位于广州海珠区，是中心市区内完全被城市建成区包围的典型城中村。上世纪90年代初，随广州市“中大纺织商圈”的兴起与持续扩张，凭借相近相邻的地理优势，康乐村吸引了一批制造企业入驻，其服装纺织业蓬勃发展。
如今，康乐村已发展成为广州最大的服装业集散地之一。据海珠区政府2020年公布数据，康乐村现有常住人口3137人，户籍人口2562人，流动人口48084人，容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透过康乐村，或能一窥我国服装纺织业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当下服装纺织行业整体发展活力不足，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低，人才流失的速度较快于人才流入的速度。根据我国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纺织工业(包括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从业人员较2013年第三次普查时减少367万余人；
另一方面，传统的服装集散地内环境较差，治安较乱，政府难以管理，亟需规范升级。康乐村的街道上，垃圾随处可见，车辆肆意穿行。自2019年起，广州市政府便持续推进有关康乐、鹭江等村的拆迁改造项目。今年1月底，该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并计划于2023年年底前全部安置房开工建设。不久的将来，制衣村或将成为历史。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奇峰跟踪研究康乐村多年，其表示，实际上，像康乐村这样的将农民自用房转为工业用地及产业用地的情况，是珠三角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景象。村民自行开发，不断将自有资源转为建设用地，在此基础上不断衍生形成布匹市场和服装作坊加工集群，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形成领域化，也最终构建出自己的一隅天地。
袁奇峰教授在《珠三角商贸型城中村的领域政治——基于广州市中大布匹市场区的案例研究》指出，商贸型城中村不同于一般城中村，其领域政治格局复杂。同时，领域主体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改造门槛，实现了对改造的排斥。其告诉记者，这意味着康乐村的改造面临着巨大挑战，对于该地区的发展首先应妥善安置固体资产，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空间改善和新产业导入。
全国纺织看广东，广东纺织看中大。正月结束，制衣工人正火热开工，康乐村将渐渐恢复往日的活力，“桥头一站就是一天”的招工队伍也将慢慢缩短，楼栋的工厂里，家家机器轰鸣。
对于当下的招工境遇，村里从事纺织业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态度，但始终鲜有人提及未来。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最终选择的厂子和眼下的一汤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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