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8点，海珠区新滘西路，上涌村村口，地上堆满了被胶带缠得密密麻麻的麻布袋、纸皮箱，里面是衣服、水桶、电风扇、电磁炉……各种值钱不值钱的家当。再过不久，这些行李就会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被塞进长途大巴，开往那些名叫仙桃、毛嘴、洪湖的湖北县城。

他们是在广州谋生的湖北籍制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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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涌村口，湖北客车路边售票点。

大巴还有几个小时才到，但工人们还是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候。因为大巴的行李箱空间有限，如果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抢不到位置，可能就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回家。

他们不想在广州多待一天，因为多待一天就意味着多一天的花销。——哪怕城中村里的猪脚饭只卖10元一碟，工厂周边的住宿床位只需12元一天。

路边售票的大哥介绍：“持续十几天了，最开始每天八九趟车，走六七百人，现在（每天）还是能卖出去一百多张票。”粗略估计，单是这一个点，过去半个月就已经有超过一万湖北人从这里离开广州。

“保守估计，这几天至少走了1000人。”一个自称“中大布匹市场公司员工”的男人拿着纸笔，在这群候车返乡的湖北工人里来回穿梭。他接到任务来做问卷调查，A4纸上列了好几个“湖北工人离穗原因”的选项，其中“工作原因”一栏，被满满地画了几页正字。

“一天十几个小时还赚不到两百块钱。”在跟上述中大布匹市场员工交谈时，等车的王师傅的声音提得很高，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动。

七嘴八舌，讲的都是连日来收入惨淡、入不敷出的窘况。

一个月前，被疫情困在家中多日的王师傅坐了13个小时大巴，从老家天门一路赶回海珠，牙都没刷，就赶到大塘、沥滘等城中村里打算找点熨烫、打包等“尾部”工作“炒更”补贴家用。

王师傅干这行超过五年，已经是个熟手工人。正常来说，在制衣厂里，一位熟手工人每天的收入就可以有五六百块钱。但今年大多数工厂没单，就算是有单，工厂小老板们为了节省开支，能自己做的就不招工人来做；即便招工，也把工资压低接近一半。“吃力不讨好。”王师傅叹口气。

“回来了1个多月，有20天是没活干的，买完车票回家身上一分钱不剩。”普工陈姨是位剪线工人，平时1天能剪三四百件“飞仔”，赚150元，如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让她抱怨“还不如回家种菜”。

入行半年的小田是位裁床技工，去年才从职校毕业的他，3月底才来到了番禺南村的一家大厂里“实习”，在4月份结束之后，他就被主管以“经验不足”为由打道回府。但他知道，这只是工厂为了裁员的说辞。“工资没欠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难以为继的工厂作坊

就在制衣工人们一边候车，一边互相吐苦水时，一辆印着货拉拉字样的面包车驶到了他们身后的上涌村口。

几名上身赤裸的壮汉从村里搬出来了三台缝纫机，放到了面包车上。那是三台最新款的“杰克平车”，新买一台要两千七，但周先生却选择以3000元的总价，把它们“当废品统统卖掉”。

“根本接不到单做，卖了把上个月房租抵掉就洗手不干。”跟很多湖北老乡一样，周先生跟妻子在5年前来到上涌，在村子里租了一个40平的单间，购置几台设备，请来几个临时工，专接一些外贸厂的派单，但今年却无单可做。

“80%的欧美外单都被取消了。大厂还能接点以纯，Mj Style等国产牌子做内销，我们这些小厂根本没办法生存。3个月白交了2万多块钱的房租水电，1分钱收入都没有，再这样搞，赚多少都不够赔。”

倒闭，转让，等待

章厂长所在的鹭江村，紧紧挨着中大布匹市场。因为靠近原料地，这里聚集了全广州数量最多的制衣厂，小作坊。

鹭江村里密密麻麻的制衣厂、小作坊，涵盖了裁剪、缝纫、熨烫、印花、洗水、包装等成衣的各个环节，养活了数以十万计的广州服装从业者，也是湖北籍的制衣工人在广州最重要的落脚地。

每年元宵过后、暑假之前的夏装出货高峰期，这里就会变成远近闻名的“招工长廊”，本村的、外来的招工队伍，可以在村子的主干道里延伸两三公里。为了抢工人，有工厂甚至开出了“月薪过万”的待遇。

然而，今年的鹭江“招工长廊”却没了往日的热闹。绝大多数根本不是在招工，而是在“招商”——“诚招客户”。招到客户的，“吃完这顿不知下一顿”。招不到客户的，便化身成了村子里便民信息栏上被贴满了的“制衣厂转让”告示。